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变法-大资管工场
作者：刘胜军
来源：刘胜军微财经（ID：caijingknowledge）
从历史上看，中国有三次气势恢宏的变法努力：秦国商鞅变法、宋朝王安石变法、明朝张居正变法。前者大获成功，后两者功败垂成。
何也？
一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改革家商鞅
商鞅变法取得成功，关键就是解决了“改革的激励机制”问题，为了取信于官甚至不惜惩罚太子（也因此埋下了杀身之祸）。1912年高中时代的毛泽东就写下了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：
?法令者，代谋幸福之具也。法令而善，其幸福吾民也必多，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，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，必竭全力以保障之，维持之，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。政府国民互相倚系，安有不信之理？法令而不善，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洗脑壳，且有危害之足惧，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。
?商鞅之法良法也。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雒怎么读，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，商鞅不首屈一指乎？变法之令出，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，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，尚军功以树国威，孥贫怠以绝消耗。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，民何惮而不信？乃必徙木以立信者，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，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，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、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。
商鞅变法的经验教训是：
?抓住官员激励问题，就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。
?要“取信于官”秦小曼，改革者就必须敢于“得罪人”，这正是改革的困难之处。
《交锋：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》一书中写道：
1996 年岁末，创富金融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《商鞅》，为剧情所动，凄然泪下。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，终为顽固派羁绊，车裂而死。此事虽已过去两千多年，然而以古衡今，焉能不令人慨叹。
二、理想主义者王安石
相反，王安石、张居正虽然都是千古一臣，却因为不能正视和搞定官员的激励问题，导致改革或无疾而终，或一夜回到解放前。
当然，王安石、张居正面对的“既得利益阻力”要远远大于商鞅，但这是政治家必须面对的现实。王安石、张居正变法的核心就是要打击地主官僚集团利益，把蛋糕向朝廷和民众倾斜，如此一来，整个官僚集团就被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。
王安石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。1050 年初涉宦海的王安石赋诗《登飞来峰》，一展改革家的豪气：
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
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充满激情的王安石虽然得到了皇帝宋神宗的鼎力支持，却遭遇以苏东坡、司马光为代表的满朝文武抵制。就改革成败而言，官员的支持至关重要，因为无论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改革的执行过程，无不仰赖官员的真心配合。如果官员都是阳奉阴违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这些新法的初衷都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境况。例如：青苗法旨在青黄不接之时，官府贷谷于民，立息以偿；市易法的目的是官府收购农民手中滞销货物，平抑物价。但结果呢？旨在减轻民众负担的改革措施，却成了官员借机敛钱的工具：
1）免役法出台后，连担水、理发、茶贩之类的小买卖，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；
2）保甲法推行时，出现了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；
3）虽然朝廷屡次禁止官吏向百姓强行推销青苗钱，但为了政绩侍弄的意思，各级官吏“故不问民之贫富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”。
朝廷规定取息 2 分，“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”，许多地方明令取息 3 分，成了官方高利贷焦氏易林注。向官府贷款，要经历申请、审批、还贷等环节。道道手续，都成了官员们捞取“好处费”的关卡。
苏东坡说：
又官吏无状，于给散之际，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，凌潇潇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。但每散青苗，即酒课暴涨，此臣所亲见。
官员们为何和王安石乃至皇帝过不去？利益使然。
宋神宗与近臣讨论免役法的好处时说：
变更法制，士大夫们确实不高兴，然而对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呢？
宰相文彦博直白地说：
皇上是与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，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。
苏东坡说的更直白：
士大夫放下亲人到远方做官，在出力之余，也应当得到欢乐爱妃别赖账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果象厨子那样可怜，恐怕不是太平盛世应当看到的。
面对变法的“走形和变形”，王安石仰天悲叹：
变法如果由可靠的人去推行，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；如果推行的人有问题，也许会带来很糟糕的效果地球修真者。
王安石，很傻很天真。
三、“世间再无张居正”的历史悲歌
王安石变法失败，但本人还总算得以善终。能力比王安石更强的张居正的下场更加悲催。张居正手腕了得，官员莫不畏惧，就连万历皇帝也对其忌惮三分。依靠“强压”，张居正首先借助“京察”整顿吏治，加强中央集权制，创制了“考成法”，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，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靓诺，提高内阁实权，罢免因循守旧、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，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。
张居正的努力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：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，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，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，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，足够支用十年。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，是很大的进步。
遗憾的是改革不仅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，也得罪了心胸狭隘的皇帝本人高门嫡女。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病死，反对派立即反攻倒算。结果，很多变法被撤销，张居正被抄家，长子被逼自杀，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流放。张居正的力挽狂澜最终只是明朝的一次回光返照。
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
对于体制变革难度之大，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写道：
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，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。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。很多问题，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，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徽网论坛 ，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。
在开国之初，政府厘定各种制度，其依据的原则是“四书”上的教条，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。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，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，也没有弹性，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。一个必然的后果，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，往往感到隔膜，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。
财政上死板、混乱与缺乏控制，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，因此相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“常例’堤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尼彩i8。亦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：征收白银，每两附加几分几厘，称为“火耗”；征收实物沐浴盐僵尸，也要加征几匹几斗，称为“耗米”、“样绢”。除此之外，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，其家中的生活费用、招待客人的酒食、馈送上司的礼物，也都在地方上摊派。更难于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。他们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，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所赠送的津贴。
这种局面不打破，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，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。一方面，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姜凤山，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，以自我牺牲自诩；一方面，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斡隙，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。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。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，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那句“中国二千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”成为千年一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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